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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1 04:35
admin内容提要 河东薛氏是中古时期重要的世家大族，随着家族性质由武力强宗向士族的转变，其家族成员大都具备了较深的文化修养，显现出鲜明的士族特征。特别是隋唐时期，河东薛氏还涌现出不少重要的文学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其中某些成员对于仕途偃蹇的咏叹带有鲜明的“家族烙印”。关键词 中古 河东薛氏 文学
河东薛氏与裴氏、柳氏并称“河东三姓”，但是，薛氏并非世居河东的土著，而是魏晋之际由蜀地迁徙到此的。根据《新唐书》所载，河东薛氏分为南祖、西祖两支。起初，作为具有浓厚豪强色彩的豪族，河东薛氏凭借强大的地方势力、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和家族成员出色的军事才能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并逐渐确立了家族的政治地位。之后，这两支的发展道路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南祖依然具有浓厚的豪强性质并继续沿着典型的武力豪族的道路发展，其作用多集中在军事方面；西祖则逐渐由武力强宗向文化士族转变，并沿着高级士族的道路发展，其成员大都具备了相当深厚的文化修养，其影响多集中在政治、文学、艺术等方面。特别是隋唐之际，薛氏西祖不仅迎来了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迎来了家族文学创作辉煌的时期。本文通过对河东薛氏文学创作的描述，以期更全面地展现河东薛氏家族的面貌。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东薛氏与文学
前文已指出，河东薛氏南祖、西祖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南祖最重要的人物薛安都就是凭借军功出仕的典型代表，而其子孙也大都以军功入仕。由于南祖成员长期担任军职，并主要活动于危险的军事斗争环境，长久的戎马生涯根本无法给其带来多少文化熏陶，因此，仍然保持着浓厚的武勇豪侠之风。
不过，南祖中有一人例外，那就是薛憕。史书载其“早丧父，家贫，躬耕以养祖母，有暇则览文籍”[1]1344，由于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可以依凭的条件，再加上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所以薛憕一直未被擢用，为此他常发出感叹，表示不愿低头倾首，俯仰向人，而是要有所作为。当回归河东后，他“不交人物，终日读书，手自抄略，将二百卷”[1]1345，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他的这一举动还引来族人的冷嘲热讽，对此他毫不介意，依然整日苦读。而他所做的一切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此后，他的仕途变得通达了：普泰中，拜给事中，加伏波将军；武帝西迁，授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封夏阳县男；文帝即位，拜中书侍郎，加安东将军，晋爵为伯。不仅如此，他还曾为朝廷参定仪制，也曾在大统四年，为宣光、清徽殿的建成以及置于清徽殿前的两件奇器做颂。虽然颂文的内容我们无法看到，但是能够为此做颂，其文才一定不凡，正如史书所说“学称赅博，文擅雕龙”[1]1346。
西祖则不然。最初，西祖的发展依然要凭借军功，但是，当其获得一定政治地位后，对于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便成为家族成员的主动选择。而这一选择与其所处的环境也大有关系。据张华《博物志》所载，河东地区在两汉时期还很落后，但是，从曹魏开始，河东的文化得到显著发展。建安十年(205)，杜畿出任河东太守之时，开始大力推行教化，“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2]496。此外，河东大儒乐详对于河东地区浓厚文化氛围的形成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三国志·魏书·杜恕传》裴注引《魏略》曰：“少好学……归乡里，时杜畿为太守……署详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2]507。正是在杜畿、乐详的引导、教育与影响下，河东地区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身处河东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再加上以诗礼传家的衣冠大族裴氏、柳氏潜移默化的影响，河东薛氏西祖深受文化的熏陶，而家族性质就在这一进程中缓慢地发生变化。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河东薛氏西祖的部分成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修养：“薛辩，字允白，河东汾阴人也。曾祖兴，晋尚书右仆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谥曰庄。祖涛袭爵，位梁州刺史，谥曰忠惠。京都倾覆，皆以义烈著闻。父强，字威明，幼有大志，怀军国筹略。……辩幼而俊爽，俶傥多大略，由是豪杰多归慕之。……子谨，字法顺。容貌魁伟，高才博学。……谨自郡迁州，威恩兼被，风化大行。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序，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河汾之地，儒道更兴。”[1]1324-1325由此可知，从薛兴、薛涛、薛强、薛辩到薛谨，性质已由“以义烈著闻”的豪强特征向“高才博学”的士族特征转变，而这一转变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子孙的发展轨迹。
首先，谨长子初古拔一支。初古拔，本名洪祚，“沈毅有器识”[1]1325；拔弟洪隆长子驎驹，“好读书，举秀才，除中书博士”[1]1326；驎驹长子庆之，“颇有学业，闲解几案”[1]1326；庆之弟英集子端，“有志操”、“与弟裕励精笃学，不交人事”[1]1327；端子胄，“少聪明，每览异书，便晓其义。常叹训注者不会圣人深旨，辄以意辩之，诸儒莫不称善”[1]1329；胄从祖弟濬，“幼好学，有志行”[1]1330。
其次，洪隆弟湖支。湖，“少有节操，笃志于学；专精讲习，不干时务；与物无竞，好以德义服人”[1]1332；湖子聪，“博览坟籍，精力过人，至于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词辩占对，尤是所长”[1]1332；聪子孝通，“博学有俊才”[1]1334，且有文集六卷；聪弟和子慎，“好学，能属文，善草书”、“有文集，颇为世所传”[1]1342-1343。
另外，薛寘，“幼览篇籍，好属文……所著文笔二十余卷，行于世。又撰《西京记》三卷，引据该洽，世称其博闻焉”[1]1343-1344。
这些充分说明河东薛氏西祖成员大都博学多识，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甚至某些成员能够从事文学创作，且有文集传世，惜已散佚。同时，这些材料充分证明，西祖的大多数成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具备了一定的文学创作才能，而且这种才能在个别成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又与家族的士族化互为因果。可见，河东薛氏西祖性质的转变已势不可挡，从而为以后其成员在文学方面出众的表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隋唐时期的河东薛氏与文学
隋唐之际，河东薛氏在文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无论是文学家的数量与文学作品的数量，还是文学作品的质量与成就，都远远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充分说明，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积累，河东薛氏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其中，最具示范意义与影响力的当属薛道衡。
薛道衡，“专精好学。年十岁，讲《左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颇有词致，见者奇之。其后才名益著”[1]1337，而且其诗作因接近南朝诗歌的风格，深得南朝士人的喜爱：“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1]1338。虽然他留存的作品数量非常少，但足以确立他在隋代诗坛的地位。《昔昔盐》历来被认为是薛道衡的代表作之一，此诗带有浓郁的南朝色彩，将闺怨表现得既细腻又缠绵。“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就把女子自丈夫别后的生活状态描绘出来，而“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则传达出女子独居的孤寂与凄凉，其悲苦情怀被衬托出来。整首诗歌深切地表达了妇人对征人的思念，情感真挚，风格清新，而“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向来为人称道。
薛道衡不仅创作出具有南朝诗歌特征的作品，同时还创作出带有浓郁北方色彩的作品，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出塞二首》，真实地刻画出边塞独特气候特征以及风貌，展现出边塞激烈的军事斗争场景。诗人赞美了那些身处恶劣自然环境中的将士们，特别是展现了将士们斗志昂扬、信心百倍的精神状态。总之，“他的主要成就是能在融合南北诗风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风格，寻找新巧的构思方式和新颖的艺术形象。尤其乐府，对于当时沿袭旧题旧意的格套有较大的突破。”[3]323
由此可见，薛道衡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当突出的，不仅成为隋代诗坛成就最大的一位文学家，也成为河东薛氏家族中文学成就卓著的成员之一，从而奠定了其在家族极为重要的文学地位。他以自身的文学才华以及创作实践为子孙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薛收，道衡子，才思敏捷、才华横溢，为文一蹴而就，不假思索。当太宗陪高祖游后园获一条白鱼时，命其作献表，他“援笔立就，不复停思”，时人推其“赡而速”[4]2588。《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薛收集十卷”，惜其诗歌已佚，只有《全唐文》收录文三篇。薛收所作《白牛溪赋》曾得到王绩的高度评价：“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尝语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海，高深极矣。’”（《答冯子华处士书》）[5]卷131，1323这足以表明薛收的文学才能非同一般。
薛元超，收子，好学，善属文，文思非常敏捷，即刻成章。《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文集三十卷，惜已散佚。对于薛元超的文学成就，崔融撰《墓志》（上世纪70年代陕西乾陵出土）云：“唯公神韵潇洒，天才磊落。陈琳许其大巫，阮籍称其王佐。立辞比事，润色太平之业；述礼正乐，歌颂先王之道。擅一时之羽仪，光百代之宗匠。”
薛曜，元超子，亦以文学知名，《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薛曜集二十卷”。《全唐诗》收录八首诗。
薛稷，薛收孙。《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薛稷集三十卷”。《全唐诗》收录十三首。其中，《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尤为出色，被视为初唐五古名篇，深得杜甫称赞。张说曾高度评价其文学才能：“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6]130
薛奇童，元超孙。《全唐诗》收录诗七首。其中，《拟古》、《塞下曲》、《云中行》三首，颇具北方文学的特质，而《吴声子夜歌》则具有南方文学的气质。
薛据，早孤，为伯母林氏抚养。由于林氏博涉文史，薛据从小就接受了良好教育，以文学闻名：“雄辞变文名，高价喧时议。下笔盈万言，皆合古人意”（刘长卿《送薛据宰涉县》）[7]卷150，1552。高适也评价其“隐轸经济具，纵横建安作”（高适《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7]卷211，2197。
薛逢，进士及第。《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诗集十卷、别纸十三卷、赋集十四卷，只是大部分已散佚，极少数作品存世。
薛廷珪，逢子。中和年间，登进士第，亦以文学知名，尤长于辞赋制诰，著有《凤阁书词》十卷。
薛涛，精通声律，工于书法，更以工诗著称于世。她不仅与历任西川的节度使有酬唱，如韦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文昌、李德裕等，还与当时著名的诗人元稹、白居易、王建等彼此唱和。与这些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文学“精英”的交往、唱和，使跻身其中的薛涛耳濡目染，不仅得以洞悉西川政局，了解时政得失，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的创作。《郡斋读书志》卷四中著录《锦江集》五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录《薛涛集》一卷。薛涛的文学创作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成就突出，深得诗评家的赞赏。胡震亨称其“工绝句，无雌声”[8]83；钟惺则云“缥缈幽秀，绝句一派，为今所难”[9]；章学诚称赞其诗“雅而有则，真而不秽”[10]172。其代表作《春望词》四首写得含蓄委婉，将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以及爱而不能的无奈抒写得深沉、细腻，诗中融入了对自身命运多舛、身世飘零的无限感慨，真实地表达出在那个时代作为“乐妓”的孤独与凄凉。既是“望春”，诗人应当被春天的勃勃生机所感染，而恰恰相反，诗人在望春时流露出了无限的悲愁：当花开花落时无人与其同悲喜；当容颜渐衰时佳期却依然渺渺；揽草欲遗知音以结同心，结果却是独自神伤。“愁”、“哀”两字正是诗人内心的写照。
薛涛的诗歌不仅真切地展现了风尘女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且还表达了她对社会政治的关心、对人生的理性思考与评判。如《筹边楼》“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7]卷803，9142，就表达了她对时局的关注，规劝诸将一切应以国事为重，切勿贪图一己之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诗给予高度评价：“其托意深远，有鲁嫠不恤纬，漆室女坐啸之思，非寻常裙裾所及，宜其名重一时。”正因为如此，薛涛不仅在唐代女性文学创作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确立了她在薛氏家族中举足轻重的文学地位。
三 河东薛氏文学创作的主要特色
隋唐时期，河东薛氏取得了较高的文学创作成就，这与唐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武后时期开科举尤重诗赋的风气，对于其家族成员文学创作才能的培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河东薛氏家族的兴衰深刻地影响着其家族成员的诗歌创作，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家族特色”。
前文曾指出，隋唐是河东薛氏发展最鼎盛的时期，而这种上升的发展态势在开元元年(713)发生了转折。这一年，李隆基剿灭太平公主一党，参与其中的薛稷、薛崇简两支遭受重创。薛稷被赐死，其子因尚公主之故，免死流放，却在途中自杀。薛崇简虽免一死，官爵如故，但从此销声匿迹。至此，河东薛氏走向衰落。
对于河东薛氏来说，这次打击异常沉重且影响深远。从此，河东薛氏成员的仕进之路不再通达如故，更重要的是给子孙内心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由于昔日家族的辉煌历史，因而给后世子孙带来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曾经的辉煌不仅成为后世子孙拥有强烈自豪感的源泉，另一方面，又成为其巨大精神压力的直接根源。作为河东薛氏后辈，他们依旧想通过努力再次实现家族的兴旺与鼎盛，再次铸就家族的辉煌，并不想因为自身的缘故有损于家族曾经的声誉。但是，现实中仕途的偃蹇使得这种愿望难以实现，而这又成为薛氏子孙精神苦闷的直接来源。相应的，他们在诗歌中尽情抒发薛氏子弟特有的情怀，即对于仕途偃蹇的咏叹。这种咏叹充分说明河东薛氏家族曾经拥有的显赫的政治地位、政治威望给后世子孙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
而这种“家族特色”在薛据、薛逢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就薛据来说，虽然他具有“天资青云器”，且才华横溢，声名大噪，但是“数载犹卑位”（刘长卿《送薛据宰涉县》）[7]卷150，1552。因此，他用诗歌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失落。如《怀哉行》：
明时无废人，广厦无弃材。
良工不我顾，有用宁自媒。
怀策望君门，岁晏空迟回。
秦城多车马，日夕飞尘埃。
伐鼓千门启，鸣珂双阙来。
我闻雷雨施，天泽罔不该。
何意斯人徒，弃之如死灰。
主好臣必效，时禁权不开。
俗流实骄矜，得志轻草莱。
文王赖多士，汉帝资群才。
一言并拜相，片善咸居台。
夫君何不遇，为泣黄金台。[7]卷253，2852
首先，诗人指明所处的时代是政治清明的时代，士人都能够为上用、尽其才，而自己只能独自谋求出路。之后，诗人运用文王、汉武帝广延人才为我所用的典故，进一步衬托出自己的孤立无援、为人主所弃。通过这首诗歌，我们能够充分地感受到薛据内心巨大的失落，这种失落最主要来源于自身政治前途的渺茫与河东薛氏曾经显赫的政治地位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再如《初去郡斋书怀》：
肃徒辞汝颍，怀古独凄然。
尚想文王化，犹思巢父贤。
时移多谗巧，大道竟谁传。
况是疾风起，悠悠旌旆悬。
征鸟无返翼，归流不停川。
已经霜雪下，乃验松柏坚。
回首望城邑，迢迢间云烟。
志士不伤物，小人皆自妍。
感时惟责己，在道非怨天。
从此适乐土，东归知几年。[7]卷253，2853
诗人告别汝颖这块古老而又充满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土地，当回想起这里曾经有过的文明，曾经有过的贤君忠臣——“文王”、“巢父”，再与自己所处时代相比较，诗人内心感到无比凄凉，古时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明君早已不复存在。如今，自己虽有报国之心，却无报国之门，因为世道浇漓，王道沦丧。“时移多谗巧，大道竟谁传”表达了诗人对时局的不满，对世风的失望。此刻，诗人将自我不遇归于己身。最后，诗人试图摆脱失意带来的痛苦，不得不自我安慰，决心重新回归乐土，重新寻找自己的快乐。但是，所有这些也不足以真正消解其失意的痛苦、苦闷的情怀，诗人注定要为仕途的偃蹇而哭泣：“投珠恐见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举，功成叹何及”（《古兴》）[7]卷253，2854。
可见，薛据的诗歌用来吟唱自我的坎坷遭际，用来抒写内心巨大的伤感，因为他毕竟是河东薛氏家族的子孙，家族曾经的辉煌永远笼罩心头，而且变成巨大压力，成为其永远无法甩掉的精神包袱。
如上所说，河东薛氏由往日显赫到今日衰落造成的巨大落差，成为薛氏子孙内心无法挥去的阴影，并造成其内心巨大的失落感。同时，这种失落感也成为他们沉重精神压力的直接根源，特别是在遭遇仕途坎坷时，这种失落感会比一般文人士子更强烈，更刺痛人心，更难以接受。有时，甚至为了寻求精神安慰，薛氏子孙将这种失落感转化为一种狂妄自负，以此掩盖现实中的坎坷遭遇，来填平内心的创伤。晚唐诗人薛逢就是如此。
薛逢生性耿介，恃才倨傲，自称“于家必孝，于国必忠，于事必勤，于身必正”（《上中书李舍人启》）[5]卷766，7970-7971，而且颇有豪气，曾作《画像自赞》云：“壮哉薛逢，长七尺五寸，手把金锥，凿开混沌”，强烈的自信溢于言表，甚至给人以狂放之感。所有这些助长了他的自负：“持论鲠切，以谋略高自标显”[11]5793“论议激切，自负经画之略”[4]卷190，5079。
薛逢深知“某家望陵迟，眇然孤藐。漂流勤苦，垂三十年。分分自登，粒粒自啄。取第不因于故旧，蒙知皆自于隽贤”（《上中书李舍人启》）[5]卷766，7970，家族曾经的影响已荡然无存，只能凭借自身的隽贤去获得仕途的通达。不过，他的功名欲望没有因家族的衰落而有所消歇，反而愈加强烈。这种强烈的功名欲望促使他频繁上书，乞求他人汲引。在《全唐文》中，薛逢仅存文15篇，其中《上白相公启》、《上崔相公启》、《上翰林韦学士启》、《上宰相启》、《上虢州崔相公启》、《上崔相公罢相启》、《上中书李舍人启》等7篇都是希求援引的。但是，这丝毫未给他的仕途带来多大的改变，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一些诸如万年尉、县令等官职，与对自我的期望相距甚远，仕途的艰辛坎坷使他不由地发出“昔日凌云之志，自觉泥蟠；今兹失路之人，谁为乡导”（《与崔况秀才书》）[5]卷766，7967的感慨。
由于付出的努力与得到的结果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愈发增加了薛逢内心的孤独感、凄凉感：“平生坎土禀，难自梯媒。进退嗫嚅，终莫上达。亦犹魇者梦逐，声愈哀而言愈不宣，足愈勤而身愈不进。孤影无援，危灯在旁。幽忧旅魂，逼迫中夜”（《上白相公启》）[5]卷766，7968，仕途的失败犹如噩梦，萦绕心头，挥散不去。在此，河东薛氏家族曾经的显赫成为其沉重的精神负担：一方面，他以出身颇具影响力的“关中士族”之一的薛氏家族感到自豪，并使之成为其强烈功名欲望的直接动力；另一方面，先人曾经的地位、名望又成为其难以摆脱的阴影，特别是自身宦途的坎坷无形中加重了自我的心理压力，带给他更大的精神苦闷。
这种精神苦闷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积聚，由积极追求功名逐渐消磨自我意志再到最后的彻底绝望，情感也由积极乐观逐渐消沉再到最后的愤怒。薛逢选择了形式更为自由的歌行体，如《镊白曲》、《君不见》、《老去也》、《追昔行》、《醉春风》等，抒发“人生如梦”、“时不我待”的主题。通过这些诗作，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薛逢内心的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对时间无情流逝与人生有限的无奈，特别是对自己功名未就的沉重慨叹。他不仅对时光流逝感到异常敏感：
朝光如飞犹尚可，暮更如箭不容卧。
犍为穿城更漏频，一一皆从枕边过。
一夕凡几更，一更凡几声。
（《追昔行》）[7]卷548，6320
光阴自旦还将暮，草木从春又到秋。
（《悼古》）[7]卷548，6327
而且深刻地感受到容颜的衰老：
去年镊白鬓，镜里犹堪认年少。
今年镊白发，两眼昏昏手战跳。
（《镊白曲》）[7]卷548，6319
面对时光无情的流逝，面对无法抗拒的容颜衰老，面对现实坎坷的仕途，薛逢不得不为自己重新寻求精神的支点，寻求精神解脱的良方，而结果只能是否定功名本身，因为它是导致诗人内心痛苦的根源所在：
一朝冥漠归下泉，功业声名两憔悴。
……
人生倏忽一梦中，何必深深固权位。
（《君不见》）[7]卷548，6319-6320
河上关门日日开，古今名利旋堪哀。
（《潼关驿亭》）[7]卷548，6325
不愁故国归无日，却恨浮名苦有涯。
（《九日嘉州发军亭即事》）[7]卷548，6328
尺组挂身何用处，古来名利尽丘墟。
（《重送徐州李从事商隐》）[7]卷548，6329
诗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名利的虚幻性、暂时性。同时，诗人也洞察了历史的真相：
马侍中，韦太尉，盛去衰来片时事。
（《君不见》）[7]卷548，6320
细推今古事堪愁，贵贱同归土一丘。
汉武玉堂人岂在，石家金古水空流。
（《悼古》）[7]卷548，6327
满壁存亡俱是梦，百年荣辱尽堪愁。
（《题白马驿》）[7]卷548，6330
无论人们曾经的身份、地位是高贵还是卑贱，死亡是没有差别的，是不分贵贱的，死亡是人们共同的命运，也是最后的归宿；无论是汉武时造就的辉煌，还是盛极一时的石崇“金谷雅集”，最终都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消亡，所有曾经的记忆也都将被时间冲刷得一干二净，这就是时间的残酷，历史的无情。
既然历史本身充满了太多的无情与无奈，而功名又是虚妄的、短暂的，因此，唯有现实的快乐才是可以真正把握的。于是，诗人向醉乡、向庄子、向田园寻求人生快乐的真谛：
闲事与时俱不了，且将身暂醉乡游。
（《悼古》）[7]卷548，6327
未学苏秦荣佩印，却思平子赋归田。
（《座中走笔送前萧使君》）[7]卷548，6329
也知留滞年华晚，争那樽前乐未央。
（《春晚东园晓思》）[7]卷548，6332
不过，所有这些都是短暂的，诗人依然并未获得真正的解脱。他愈是表现得旷达，愈是见出其内心巨大的痛苦。无论是独处之时，还是送别友人之时，诗人总是不忘抒发自己失落、怅惘、无奈的情怀：
自笑无成今老大，送君垂泪郭门前。
（《座中走笔送前萧使君》）[7]卷548，6329
胸中愤气文难遣，强指丰碑哭武侯。
（《题白马驿》）[7]卷548，6330
薄宦未甘霜发改，夹衣犹耐水风寒。
（《芙蓉溪送前资州裴使君归京宁拜户部裴侍郎》）[7]卷548，6332
可见，在薛逢内心深处，强烈的功名之心、仕进之心是始终如一的，是根深蒂固的，是从未改变的。虽然他曾勘破历史的真相，参透盛衰的短暂，也曾看破功名的虚幻，并且找到了精神解脱的途径，但是，所有这一切也未能真正改变其强烈的功名之心。毕竟，他生于政治地位显赫的士族之家，家族成员曾经的辉煌成为他永远无法抹去的深刻记忆，同时，这也将注定薛逢一生无法摆脱仕途失意的梦魇。
综上所述，河东薛氏成员的人生目标因家族的荣耀而起，悲苦情怀也因家族的衰败而生，他们的一生始终被家族的光环与阴影所笼罩，他们也始终难以抗拒这股强大的精神压力，注定要为家族的荣誉付出惨重的精神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