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姓氏的起源查询？

付姓氏的起源查询？

一.姓氏渊源： 据有关专家证明，“付”与“傅”是同一姓氏的不同书写方式。“付”是“傅”的白字。这是历史动荡和文字改革(简化)所致。由于建国后中国文字改革在某些方面还不成熟，因而在户籍管理和各类档案中出现了“付”姓的书写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民众也接受了“付”变“傅”的替代。实际上，在姓氏的表述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从文字学上考证： “傅”，字从“人”，起初有逐渐相传之义，后意会为辅助、教导。本意上讲，“傅”字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是新兴奴隶制社会的产物，与“赵(赵)”字同时诞生。“傅”，是贴身于奴隶主的高级仆人，就是当今从教授到家教、以及白领主管一类的角色；而“赵”，则是贴身于奴隶主的高级侍卫，就是当今警卫、保镖、保安一类的角色。作为奴隶主，当然希望得心应手的大奴才代代相传地为自己服务，“傅”字便应运而生，及至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当今社会因之。作为姓氏，则主要源于官职称谓。 “付”，字亦从“人”，起初是人与人近距离传递物品之义，后意会为给予、支付，后延义到涂、搽、符合、归附、附着等。“付”字根本就不是姓氏字。 第一个渊源：源于妫姓，出自殷商名相付(傅)说，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相传自从盘庚将商都迁至殷墟以后，商朝只是兴旺了一个很短的时期，等到商高宗武丁即位时，国势衰微，武丁决心振兴朝纲，可是举目朝中，却找不到一个能协助他改革国政的大臣，一直为此忧虑。 后来武丁有一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叫说的人，那人的背有点驼，身穿粗麻布衣，胳膊上栓着绳索，状如囚徒。神人说：“这就是你要找的圣人。”武丁醒后，令人按梦中说的模样画成图像，命群臣四处寻访梦中的圣贤，结果在虞、虢之界一个叫付(傅)岩的地方找到了那个叫说的奴隶，便将其带到朝中。 后来说果然兢兢业业地帮助武丁治理朝政，使武丁在位时期成为商朝后期的极盛时期，武丁也因此被誉为“中兴明主“。 因为说居住在付(傅)岩，“故遂以付(傅)险姓之，号曰付(傅)说”。付(傅)说的一部份后代遂以先祖名字或地名为姓氏，称付(傅)氏。史称付(傅)氏正宗。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黄帝裔孙大由的封地付(傅)邑，属于以居邑名为氏。 黄帝裔孙大由(唐侯丹朱之子)封于付(傅)邑，故其一部份子孙便以地名称为姓氏，称付(傅)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末期赖国族人，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据《赖氏族谱》记载，春秋末期，赖国被楚国所灭，赖国君主的族人河一些国人恐为当时的楚灵王所害，为避祸及，便将赖氏改为罗、付(傅)二氏，故世有赖、罗、付(傅)联宗之说。 第四个渊源：源于姚姓，出自舜帝之后裔所建付(傅)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史籍《姓源》记载载，古时候曾有付(傅)国(今山东枣庄)，是舜帝之后裔所建之国。国灭后，其民以国名为姓氏，称付(傅)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1.据史籍《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蒙古族鄂尔克特氏，又作额尔德特氏，世居喀喇沁，后改汉字单姓为付(傅)氏； ②满族傅锡哩氏，世居特依芬，后有人改汉字单姓为付(傅)氏； ③满族富尔库鲁氏，又作富勒库噜，世居松花江，后有人改汉字单姓为付(傅)氏； ④满族福塔氏，又作付哈，满语“绳子”之意，世居长白山，后改汉字单姓为付(傅)氏。 2.据史籍《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满族八大姓》记载： ①满族傅佳氏，世居辉发、福宁额等地，后改汉字单姓为付(傅)氏； ②锡伯族傅佳氏，后改汉字单姓为付(傅)氏； ③满族富察氏，又作傅察氏、富尔察氏，属于女真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在唐朝末期，也是女真族通用三十姓之一，金国时期称蒲察氏。富察氏属于以部族名称为姓氏，后改汉字单姓为付(傅)氏。

埃德加·富尔的富尔回忆第一次访华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初。这是我受中国政府邀请进行的一次私人旅行。我应该属于最早，甚至也许是第一位手持活页签证（由于当时法国还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还没有护照）跨越中国边界的西方政府官员。

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进行了六周左右。在此期间，我参观了许多地区，也会见了一些政治人士。我和我的妻子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而我与周恩来总理则多次进行会谈，有时还有一些其他政府官员在场。

回国后，富尔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我提出承认中国对法国是有益的。因为我认为大多数强国彻底将这片大陆置之不理是荒唐至极的事。事实上，我在任总理期间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时间解决。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在北京设立法国新闻禅弯祥处，同时北京也在法国设立了新闻处，以保证两国之间至少有关系往来。另一方面，我在书中还提到了台湾问题。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困难之一，我的建议是在北京重新设立使馆（这样中国也会在巴黎重新开放中国使馆），但在台湾保留领事馆，以保证不与蒋介石政府断绝关系。我把这本书寄给戴高乐将军。戴高乐将军亲笔给我回了一封长信（他一贯亲笔回信），表示他对书中的内容极为感兴趣，并认为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在信中最后以他当时惯闹段有的低沉语调说，这一切还未能实现，因为目前法国还没有一个政府。 很可能是因为这次通信的缘故，再加上他一直记得我这本书，戴高乐将军上台之后，（没有立即开始，我想是在1960年）有一天他要我来见他，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在此之前我已多次与他见面，但是讨论的是别的事）。在这次谈话中，他问我是否建议他在这一问题上有所举动。我对他说，尽管我在书中已表示赞成，但是我并不建议他现在就开始进行有关承认中国的任何程序，因为目前形势还不利。我尤其担心阿尔及利亚问题有可能造成的困难。如果法国向中国派驻大使，他在当地有可能受到一些人的无理对待，并可能有一天会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碰面…

1963年8月，戴高乐将军就越南问题采取的立场让我感到吃惊。部长会议结束之后，他突然做出了一个极重大的宣布，让大家警惕由于东南亚形势的恶化有可能造成的危险。这再一次表明了戴高乐将军的真知灼见和高瞻远瞩。因为他讲这番话时是在1963年8月，而就在10月份，越南发生了西贡政变，吴庭艳被暗杀。而戴高乐将军在1963年8月就开始关注亚洲问题，很清楚地看到亚洲局势的恶化所造成的危险。与此同时，他突然叫我来对我说： 前一段时间我曾就中国的问题征求过您的意见。您当时说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现在您是不是还这么认为 ? 我回答说： 既然您现在和我谈起，说明您自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您现在已摆脱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也就是说您不必担心假设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会带来什么尴尬。其次，中国人由于与苏联发生摩擦现在正处境艰难。第三，您已多次向美国人表示出独立自主的信号，再多一次或少一次都不会太明显。 我还记得一件有意思的事。在这次谈话中，我对将军说： 我们不能无视（贺搏scotomiser）这个有六亿人口的民族。 他说： scotomiser是什么意思，我怎么不认识 ? -scotomiser这个词来自scotome（盲点），表示视觉障碍 。对，您要去中国！

在这次谈话中，我还对将军说，也许是一种神秘的巧合，我曾派人向中国政府透露说我希望重返北京。他们刚刚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我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前往中国，前往中国和苏联，以研究中苏冲突问题的根源。将军当时对我说： 对，您要去中国。但是要作为我的代表去中国。 他不建议我同时访问中国和苏联。

于是，我们共同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根据计划，我首先要去柬埔寨拜访戴高乐将军非常欣赏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时也为制造一种烟雾弹，以掩盖这次出行的真正目的。同样，回程时，我将在印度逗留，以会见曾经对我发出邀请的尼赫鲁总统。

戴高乐将军还交给我一封信，在信中委托我以他的名义与中国政府见面。这一做法可谓非常巧妙。由于不能直接给他还不了解也不承认的中国政府写信，他直接写信给我以表示对我的正式授权。

通过这次交换意见，我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希望尽可能地找到一个重建双边关系的彻底的解决办法。同我在这段时间和他进行的其它交谈一样，他表现的态度不十分正式。但这次在场的还有其他部长和几位合作者，由此我得出结论，认为在这件事中还有应该保留的秘密的一面。顺便说一句，当时，法国外交部的各个部门都坚信，由于台湾等问题的存在，与中国建交必将出现非常棘手的局面。事实上，我认为从我们决定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的开始，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尽管会有一定的困难。当然，对此我已经作出考虑。 一到中国我就意识到和传统的接待相比，这次又上了一个台阶，因为我们直接受到了广州市市长的接待，而不是按照惯例由副市长接待。另外，在欢迎词中，这位市长提到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 关系。而 政治 一次在当时还是全新的概念。随后，应一家国际关系协会的邀请，我来到了北京。这可谓是中国政府找到的一种与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保持联系的权宜之计。这一协会的宗旨是与我们这些从某种程度上讲属于 异端分子 的人打交道。我在第二天就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让他看了戴高乐将军给我的信。他问我是否能够保留这封信以便进行研究，我就把信交给了他。当天晚上，我应协会的邀请参加晚宴。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长陈毅也专程从省里赶来参加这次晚宴。

我按照原定计划在中国停留了两周。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愿意停留更长的时间。我认为无论是否成功，过长时间的逗留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两周除了进行政治对话之外，我还在内蒙古等地进行了参观。我感觉到中国政府非常高兴我给他们留出三天的时间来考虑和讨论我向他们做出的提议。而且，我在参观期间由一位外交部官员陪同。他不断地向我就各种问题提问，并且每天晚上向北京汇报。

回到北京后，我们又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也就是说实际工作的天数一共有六到七天。每次与中方的会议都持续数小时。他们不断地重申他们的观点。他们表达观点时总是喜欢从最基本的事情说起，讲许多笼统的话题。我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因此我也采取同样方法。他们说三刻钟，我就说四十五分钟。我们大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历史等等。在此期间，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材料用于研究我们具体能做的事情。当然，我拒绝深入讨论有关台湾的问题。我采取了以下原则：法国不能对台湾问题做出承诺，但是会运用国际法解决问题。我借此机会向中方表明，国际法不允许承认在同一个地点出现两个拥有主权的政府。因此，如果法国承认中国，并不需要同台湾断绝关系，因为法国只是在从前设立使馆的地方重新开放使馆。而且，法国在台湾只设有临时代办。我认为法国一旦承认了北京政府，台湾必然会同法国断交。最后，我们就一项非常奇怪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如果台湾与法国断交的话，法国承诺与台湾断交…。我相信我可以做出这个承诺，同时不会造成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