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是什么？

只要稍具历史常识就知道，安史之乱之后，我国开始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已经完成。远的就不去说吧，就说说眼前。

20年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主要体现为东西部经济差距。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搞了个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来又搞了个中部崛起战略。因为这两个战略，所以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才能稳住，并稍有上升。
（我国南北方经济总量之比已快接近3:2了）

但是近10年来，尤其是近5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逐渐体现到了南北经济差距。看看近几年我国各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就知道了。GDP增实际增速倒数后5的基本是北方省份，正数前5的基本是南方省份。
（2019年前三季度增速，增速最高的北方省份是河南省，但在全国也只排名第十。而增速排名后几位的吉林、黑龙江、天津、山东全是北方省份）

2018年的数据，南北方地区GDP总量之比大概是55:45。而且，目前南北方经济增长速度来看，这个比重还会进一步恶化，过两三年可能就是60:40了。

看我国六大城市群中，只有京津冀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2个是位于北方的，另外4个城市群，即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无一例外全部位于南方。我国的四大一线城市，三个位于南方，只有一个位于北方。我国的前几大港口中，北方也只有青岛港、天津港，而南方有上海港、宁波港、广州港、深圳港。
（深圳）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国经济重心这几年在加速南移？要简单一点的说，为什么北方地区的经济增速持续，而且普遍低于南方？是北方人不够勤奋不够聪明吗？显然不是！

我认为原因是出在产业结构上。要产业结构出了问题，这个省无论是位于南方还是位于北方，经济增速都好不到哪里去，海南省就是一个例子。按理说海南省是东部沿海省份，按理说发展速度应该还不错。但实际却恰恰相反，这几年海南省的GDP增速年年都是位于全国倒五。主要原因是海南省的产业结构出了问题——没有制造业。

北方地区有制造业，但是为什么增速那么缓慢呢？那是因为制造业内部的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出现了严重的失调。大体上看，南方轻工业比重，工业发达，北方重工业比轻工业发达。在工业化的前期，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要快于轻工业。但是在工业化的中后段，轻工业会快于重工业。

目前恰恰已经到了工业化的中后端，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已经非常缓慢了。钢铁、能源、化工、机械等重工业产业，年增长率能够达到5%，那已经相当不错了。电子、家具、家电、视频、服装一些消费工业年增长率往往能够达到8%甚至更高。看看海尔和美的这几年的增长速度就知道了。
（华为消费电子年销售额仍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的增长）

所以从根本上说，北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南方，本质就是重工业发展速度低于轻工业。

国际资信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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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不能说更大。”

与三大评级机构的“堕落”相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评级机构正在逐渐崛起，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不断增强。

3月18日，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发布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评级报告。在此之前，中国评级机构密集发布大国评级项目，与多国联合成立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打破三大评级机构垄断。

1中文语音：

公布密集的大国评级

3月18日，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代表连续两次重复同一句话：“很难从中国得到独立评级！”在此，大公国际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斗迅备司的本外币信用评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次发布的另一位主角——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一直一脸淡定，但在谈到美国评级体系的弊端时，他的话多得让翻译不得不适时打断他的发言。

2015年初，俄罗斯遭受经济制裁后，西方三大评级机构竞相唱衰俄罗斯。1月9日，惠誉首次出击，将俄罗斯主权债务评级从BBB下调至BBB-展望为负面。随后在1月16日，穆迪将俄罗斯评级下调至Baa3，仅比垃圾级高一级。最后，在1月26日，标准普尔。标普将俄罗斯主权评级从BBB-下调至BB，评级展望为负面，这意味着标准普尔(Standard & amp标普10年来首次将俄罗斯主权评级下调至垃圾级。

此时，中国评级机构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2月2日，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发布了对俄罗斯最大企业、世界第三大财富500强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评级报告。其本外币信用评级均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这是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企业从国际评级机构获得的最高级别。

3月2日，大公国际发布消息，评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本币信用等级AA，外币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为稳定。这是该机构对俄罗斯企业的重新评级，也是西方三大评级机构连续下调俄罗斯主权和企业评级以来，俄罗斯企业获得的较高评级。

两大评级：

左手利益和右手政治

穆迪前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教堂街。在这座建筑的入口上方，有一个抛光闪亮的青铜浮雕。浮雕上有一尺高的铭文：“信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碑文写道：“信用是现代商业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氧气。它对一个国家财富的作用比世界上所有宝藏的作用大1000倍！”

不幸的是，以穆迪为代表的三大评级机构的行动已经与这些空毁话语渐行渐远。2月3日，标准普尔公司。标普宣布，同意支付总计15亿美元，以换取解决其在金融危机前涉嫌评级欺诈的指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大评级机构将华尔街生产的大量“有毒”债券贴上安全的标签，并从中大量获利。

穆迪的一位经理甚至承认，“我们为了钱把灵魂卖给了魔鬼。”利益是其中一个魔鬼，另一个魔鬼是政治。

一个评级结果是如何产生的？据专业人士介绍，通常情况下，分析师打开评级模型软件，输入评级产品的基础数据，然后点击一次，软件就会自动运行。经过上百万次的运算，然后对每次的结果进行平均，就产生了最终的结果。但问题是，选择哪种模型，用哪些参数，都是人决定的。

在俄罗斯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评级上，中国和西方评级机构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对此，大公国际详细解释道：

大公国际认为，企昌竖业信用评级与主权信用评级没有内在联系，两者都是独立的债务人；但三大评级机构认为企业信用评级通常不能高于所在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因此在下调俄罗斯主权评级后也下调了其相关企业信用评级。

事实上，中国和西方在评级方法上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对俄罗斯的评级上。经济学家邱直言：“体现美国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是国际信用评级不公平、不合理、不科学的根源，是信用评级改革的关键。”邱还总结了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

首先，各国的政治排名是按照西方民主政治理念强行进行的，评级被政治化，即以政治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目的是宣扬西方价值观。其次，将一国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程度作为判断合理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前景的主要依据，但这三个指标与经济增长并无必然联系。第三，根据人均GDP对国家经济实力进行排名。但人均GDP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多元化程度和经济活力，更不能反映其偿债能力。此外，“独立的中央银行”和“国际流通货币”是高水平的必要条件。

美国政治观察家洛根潘沙直接定义了标准普尔；p评级为“一场政治游戏”和“把评级作为政治武器，而不是作为与政治无关的实际信用风险评估。受政治利益驱动的评级公司只会损害其应有的公信力。”

3未来方向：

新世界评级系统

据统计，目前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垄断了全球96%的信用评级市场。“这与全球经济结构不符。美国只占全球经济的20%左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占很大比重，但都没有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评级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说。

不仅在国际上，在中国，三大评级机构都通过了

购中国评级机构股权的方式，抢夺了对中国评级市场的控制权。2006年，穆迪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同年，美国控制的新华财经公司收购上海远东62%的股权，实现了对该机构的直接控制；2007年，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2008年，标普与上海新世纪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穆迪曾出高价收购大公国际的控股权但遭拒，至此，大公国际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独立信用评级机构。

现实虽然不太乐观，但未来依然充满希望。2010年7月11日，大公国际发布了首批50个国家的信用等级，“美国永远不会失去顶级信用级别的神话破灭了”。大公国际此举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首次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评级机构信息”。截至今年2月25日，大公国际已经对100个国家或地区发布了主权评级。

中国评级机构国际地位的标志性年份是2011年。主权评级分为主动评级与委托评级，委托评级更能表明对评级机构的信任。2011年，白俄罗斯政府委托大公国际进行国家信用评级，这是主权国家首次委托非西方评级机构进行主权信用评级。2014年7月，苏里南共和国委托大公国际为其评级，这是首个西半球国家委托中国机构为其评级。

其实，中国并非孤军奋战。为了打破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2013年，俄罗斯信用评级公司、大公国际及美国的伊根-琼斯评级公司联合组建了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目前，已有几十个国家的评级机构，表达了参与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的意愿。

2014年6月，在世界评级集团成立一周年之时，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国际顾问理事会主席为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成员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和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众多国际著名政治家加入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无疑是对构建国际评级新秩序价值理念的高度认同。据了解，世界评级集团今年将发布首批评级报告。

对于国际评级体系的未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表示：应该在国际上建立合理的评级体系。首先是要打破西方垄断，增强评级的国际竞争；其次要提高评级规则的透明度，形成统一的规则体系；最后，要建立国际监管体系，对误导投资者的评级机构，要有惩戒机制。潘旭涛